陶孟和是中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对抗战胜利的预见性，提出了战时经济损失估计务必早日进行，以便日后与日本谈判战争赔偿提供依据，为此率领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专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调查与统计，期间辗转几万里并且耗时八年之久，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提交了一系列调查报告，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损失高达亿美元。
陶孟和而中国最终却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这种放弃索赔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并遗留下无穷的后患，以致日本至今不肯为侵华战争道歉，徒令后世子孙扼腕长叹，百思而不得其解，一个以牺牲了多万国民而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国家，却未获得战败国一分一厘的战争赔偿，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不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陶孟和（—）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出生于天津一个塾师之家，其父陶仲明是严修家塾“严馆”的先生，陶仲明去世之后，由张伯苓继任，而陶孟和从小就在“严馆”接受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的启蒙。
年春，严修筹建私立敬业中学堂，并于当年10月开学，严修聘张伯苓为监督，陶孟和入师范班读书，并于年毕业，因学习成绩优异，被清政府以官费生遣往日本留学。
年8月，陶孟和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地理历史部学习，留日期间与同学杨文洵一起搜集资料，编译了《中外地理大全》，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中国之部，下卷为外国之部，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当时了解中外地理常识的必读书之一。
陶孟和陶孟和于年转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深受韦伯教授夫妇的影响，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推崇韦伯教授提出社会改造的四大原则：一是民主主义的变革；二是渐进的变革；三是合乎道德的变革；四是合乎宪法与和平的变革。
韦伯教授还对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诸多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和统计，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涉及民众利益问题，向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这些都对陶孟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于促进社会改革非常重要，也成为他一生服务社会的宗旨。
在韦伯教授夫妇的影响下，陶孟和学以致用，与同学梁宇皋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于年用英文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这是以社会学理论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第一部专著，也被称之为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陶孟和于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不久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之邀担任教授，年1月胡仁源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了一些留学日本、欧美的青年学者到北京大学执教，陶孟和是其中被聘教授之一，主讲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及社会问题等新兴课程，成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科的开山鼻祖。
蔡元培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将社会学也列为哲学系、中国文学系、法律系、政治学系的必修课之一，均由陶孟和主讲社会学，同时还曾兼任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襄助蔡元培管理教学和校务。
陶孟和赴欧洲考察时，为北京大学罗致人才，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丁西林就是被其推荐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陶孟和还担任学校图书馆图书委员，负责英文杂志的筛选和订阅，每当他出国讲学时，都要为北大图书馆选购图书。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也积极参与其中，是《社会科学季刊》编辑和《北京大学月刊》顾问，年1月25日还与马叙伦、胡适、杨昌济、梁漱溟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
《新青年》的编辑们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陶孟和也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之一，他曾撰写了《社会》、《我们政治的生命》、《战后的欧洲》、《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民的分析》、《新青年之道德》、《贫穷与人口问题》、《女子问题》、《论大学教育》《大学课程问题》、《留学问题》、《论平民教育运动》等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倡导科学和民主，提倡改革和创新社会制度，提倡研究社会问题和调查社会实际状况，主张改革和发展大学教育以及平民教育。
年2月，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许多人士的赞同和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为此增设了社会调查部，聘任陶孟和主持社会调查部的工作，陶孟和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课题：一是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是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是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经过陶孟和的运作和协调，社会调查部于年改组为独立的研究机构，并更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由陶孟和出任所长，成员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10人，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
“北平社会调查所”开展调查研究的科目十分广泛，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数据统计等10个方面，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年初，“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由陶孟和与曾炳钧担任主编，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由陶孟和与汤象龙担任主编，这也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最早的刊物，这些开创性的历史贡献，提高了中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学术成就更是蜚声海外。
《社会科学杂志》年7月，“北平社会调查所”被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陶孟和出任所长，下设民族学组、经济学组、社会学组和法制学组，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科，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高级研究人员包括钱俊瑞、罗尔纲、巫宝山、陈翰笙、严中平、樊宏、罗志儒等人，而陶孟和担任所长一直到年。
年6月19日，中央研究院在南京选举首届评议员，他们都是中国各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与所属各学科研究所所长11人为当然评议员，陶孟和由此成为中央研究院首届41名评议员中的一员。
“七七事变”爆发后，陶孟和带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同仁，辗转至长沙、桂林、昆明等地，一路颠沛流离，最终落脚在昆明郊区，从年开始组织调查人员调查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的迁移情况。
年10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搬迁至四川南溪李庄，由于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同济大学等机构已经搬迁于此，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房舍，陶孟和亲自跟李庄的士绅们进行协商，最终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才将全所人员安顿了下来。
陶孟和夫妇与同仁合影陶孟和组织全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专题进行调查，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并受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委托，专题调研战时物价的变动情况。
与此同时还接受了军委会参事室的委托，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损失的计算方式，调查并完成了《—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一系列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时为各方所重视，也赢得了国民政府的高度赞誉。
年初，李约瑟博士到李庄探访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等老朋友，对陶孟和及其他研究人员进行了访谈和交流，并索取了一部分研究资料，对在战时情况下依然坚持调查研究，表示由衷的钦佩，但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
李约瑟博士在李庄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更名为社会研究所，年由四川李庄迁回南京原址，年近花甲之年的陶孟和也许“廉颇老矣”，也许是中年丧妻之痛的缘故，与五四时期的风采已经渐行渐远，更多的是以学术团体组织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暗杀，这让陶孟和异常愤怒，曾为此写信给参加国共谈判的邵力子，痛斥蒋介石的卑劣行径，随着内战的爆发，陶孟和对国家的前途忧心忡忡，曾公开抨击国民政府断送了抗战胜利后的大好形势，劫难多舛的国家没有进入战后恢复建设，反而陷入了内战之中。
年4月，陶孟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社会学领域，只有陶孟和与陈达二人入选，朱家骅为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迁台之事游说，陶孟和公开与朱家骅唱起了反调，以各种方式极力阻挠迁台，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大部分研究所都留在了大陆。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南京军管会派员接管了中央研究院及所属研究所，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统筹维持和管理各研究所的日常工作，陶孟和被委任为主任委员并主持工作。
年9月，陶孟和应邀前往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政协常委，年9月27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时，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陶孟和以副院长兼任联络局长，承担国内外的科学联络工作，为了尽快与国际学术界建立学术联系，陶孟和利用自己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和人脉，广泛搜集世界各国及各国际性学术团体，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以利于进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陶孟和精通英文、法文、日文和拉丁文，文字修养极高，科学院发往国外的重要文件都要经他审阅才能发出。
陶孟和分管社会、历史、考古、语言4个研究所，并兼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年初社会研究所由南京迁往北京，而当时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并不被重视，并在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所有大学社会学系都被撤销，社会研究所也被更名为经济研究所，陶孟和辞去所长一职。
陶孟和以社会学为业并为此奋斗了一生，但在年近古稀之年，社会学科却消亡了，而且被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其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五十年代初期曾掀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陶孟和年长胡适四岁，也比胡适早进入北京大学任教，二人是共事多年的朋友，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但面对批判老朋友的场面，也只能是以沉默面对。
晚年的陶孟和陶孟和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旧知识分子之未得其用，以中国干部之缺乏，有材者不用，而无材者充数，以致酿成许多混乱。”他曾在批判费孝通等人的大会上直言不讳地发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而不应受到敌视。”
年4月中旬，陶孟和抱病前往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抵达上海的第三天，陶孟和因突发急性心肌梗塞，于年4月17日中午逝世，享年73岁，中国科学院于4月28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陶孟和公祭仪式，陶孟和的头衔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