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神*颠倒、心灵分裂的疯子，都会尽可能避而远之。很多年以前，我和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成为了好朋友，他让我学会了如何从另一个“坐标系统”来看待患者。如今，我鼓起勇气，将一些记忆整理成文，以此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
圣诞节前夕，欧洲人都习惯给自己的亲友写一封贺节信，这些年我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不过在写信之前，我总会翻阅一些以前收到的贺节信，重温过去的人和事。前些天在书柜前翻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封特殊的贺节信，信封里面装着一篇很讲究的素描画夹页，夹页里面有五六张两面都写得满满的信页。写信人的字迹近似狂草，行如流水，飘若浮云，笔锋随意挥洒，线条奔放。旁人要想读懂这封狂草式贺节信，或许还得花一番功夫，可是却让我立刻就想到一位久违的老朋友——乌尔士。
1．令我目瞪口呆的初次见面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医学院脑生理研究所得到了一个助教的位置。上班的第一天，我兴高采烈地去所里报到。在走廊里我遇到了很多新同事，便一一跟他们打了招呼……
走了一圈以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新办公室，本想整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和书籍。可还没开始整理，就有人急急地敲门……
一位刚才没有见到的同事走了进来，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你好！我是隔壁办公室的同事乌尔士，热烈欢迎你的到来！”
乌尔士大约三十出头，身高１米85左右，宽肩厚背，滚实的腰上略微显出一丝啤酒肚，手臂粗壮，前额很宽，粗粗的眉下明亮的绿色双眸中显出一种神奇而和蔼的光芒，口阔唇薄，短短的胡须，浓密而稍呈棕红色。他以缓慢稳重的步履向我走来，给我一种好客、豪爽的印象。
我急忙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你好，乌尔士！”我请他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互相简单地介绍了一番。
与其高大的身材形成对比的是，乌尔士说话稍带一丝沙哑，嗓门不大，甚至有些轻声轻气。如果要用简单的词汇来描写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最合适的可能是：温柔的大象。
随后，他向我介绍了研究所里的一些重要人物、情况以及很多注意事项。刚到研究所，有这么一位有经验的同事向我简短扼要地介绍经验，让我很快地了解个大概，对我来说是一种十分难得的帮助。于是，我默默地坐在那里，十分乐意地听着他的叙述。
谈了差不多半小时以后，乌尔士突然停顿了一下，目光变得有些严肃，先前的笑容似乎消失了。他好像还要对我说什么要紧的事……
那是我们初次见面，我不便直接问他，却又不明白他还想说什么，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
他缓缓地说：“也许你已经听到了什么传闻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更有些摸不着头脑，继续呆呆地看着他。
他似乎有些犹豫不决：“有些事……还是我自己告诉你……更合适……”
很明显，他的话似乎有所指，可听了后让我更纳闷，感到不知所措。
稍微停顿了片刻，他突然坚定地说：“反正你也是一位神经内科医生，所以我不需要向你多作解释——我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
没想到他会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将自己得精神分裂症的情况这么开门见山地直接告诉我，心中甚为惊讶。还好，在对待病人的策略上我经过一些专业训练，所以听后基本不露声色。
他好像并不在乎我的反应，甚至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我的这种病是遗传性的。我爸爸患有精神分裂症，我爷爷患有精神分裂症，好像我父系的所有男性直系亲属都患有精神分裂症。”
对精神分裂症，包括其遗传性，我以前在上大学时都学过。可是，他对我这位尚且陌生的新同事这么毫无遮掩的态度，似乎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根本没有注意我的反应，继续向我解释：“这是个人隐私，我其实没必要告诉你。可是，我们今后一起共事，你总会发现和察觉到我在行为上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希望你能第一时间从我的嘴里了解我的病状，不要因为我患病，或者因为外面的传闻而影响我们之间的工作和同事关系……”
我还没缓过神来，只本能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一片沉默。
寂静中，我似乎可以清晰地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胸脯里噗通、噗通的心跳……
沉默中，乌尔士的脸上慢慢恢复了先前和蔼的笑容。他心平气和地对我说：“从青春期开始，我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开始接受治疗。这些年，我在药物治疗下，基本上能够控制病症的发展，没有影响高中和大学的学业。不过，这种寻常的药物治疗最终不能完全避免病情的恶化。每隔一段时间，当病症严重得快失去控制时，我都要去医院接受差不多三到四个星期的住院治疗。”
说到这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近几年，我住院的次数越发频繁，现在每年都要住院一次。每次住院前的几个星期内，我内心会渐渐感到一种情绪的骚动，它们让我坐立不安，日夜难眠。于是，常年的经验告诉我，自己又该去接受住院治疗了。在住院前的那段时间里，你会在研究所里察觉到我明显的情绪波动，甚至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可置信的行为变化。”
然后，他向我伸出了自己的右手：“为此，我，预先，向你表示歉意。希望到时能得到你的谅解！”
那时，离开医科大学毕业已经好几年了，我也积累了很多临床经验。可是像乌尔士这样有的放矢的谈话，我还是第一次遇见。虽然尽力地去掩盖自己内心的惊讶，可我还是有些不知所措，更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只能带着笑容去握他的手。
握手后，乌尔士似乎如释重负，脸上充满着和蔼的笑容：“好吧！我该说的话都说了。那就不再打搅你了！”
说完，他踏着稳重的步履走出了办公室。
2．人们的误解
那天下班后，我带着很多全新的印象回到家里，心里既充满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又感到一种难言的疲倦。走进卧室，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躺到床上，闭上了眼睛。
我似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模糊中，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乌尔士的声音：“我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话声猛地唤醒了我。
我静静地坐在床边，忽然想起什么，急忙走到书架前，在藏书里找到了那本《临床精神病学》的教科书，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书本。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普及世界各地、“历史悠久”的精神疾病，古代埃及、阿拉伯和波斯的文献都已经提到过此病。在中国医史上，战国时代的扁鹊就将其归纳为“癫症”或“狂症”；中医理论的开山始祖《难经》亦以“重阳者狂，重阴者癫”的论述对此病的“狂妄”和“癫痫”的两方面作了总结。
现代医学史中，法国医生莫瑞尔(BénédictAugustinMorel，-)为了强调此病症对人的记忆和知觉的影响，首次将其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praecox)。20世纪初期，瑞士精神病学家布鲁勒(PaulEugenBleuler，-)对许多病例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临床研究，并第一次作了系统的分析：本病的原发性症状是情感、联想和意志的障碍，而其核心问题在于病人的人格、思想、记忆、知觉之间的功能分离。他首创性地用“精神分裂”来概括这些脑功能的分离，因此建议将此病命名为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虽然如此，布鲁勒很早就提出：精神分裂症不是一种单一化疾病，而是对一组病症的综合症，所以每个具体病人的症状都可能各有千秋，没必要去过度强调某种特殊症状。
可惜的是，布鲁勒虽然开启了对精神分裂症系统研究的道路，可是他的心理分析以及语言描写不可避免地给大众带来了很多误解，以至于在普通民众的眼中，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神*颠倒的“疯子”。同时，布鲁勒提出的“精神分裂”这个概念又十分容易让人“戏剧性地异想天开”。于是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都不顾其在临床医学中的原意，故意将“精神分裂”描写为“心灵分裂”，添油加醋地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将精神分裂症患者描写成一个具有两种“善恶分裂的心灵”、有暴力倾向的、“类似于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那样的双面狂人”，由此认定他们不可能自由、理智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更不相信这种疾病可以完全治愈。
在此以后的近百年来，这些愚昧无知和人为的误解，让大多数精神分裂症患者心有余悸，不敢公开自己患病的现况；更为那些病人的康复和重新迈入正常生活造成了几乎无可逾越的障碍。
我专心地翻阅了这本厚厚的教科书，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一些我想知道的答案。教科书里面整页整页地介绍着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病症、行为表现、治疗方法以及治愈可能性等等，有些内容我依旧比较熟悉，很多内容自己在临床用不上，毕业以后早就忘了。
不管怎么样，这些理论知识似乎都十分抽象和枯燥，甚至充满死板的教条，读后给人一种“纯属世外之事，与我何关”的感觉。可今天我在所里遇见的新同事乌尔士却是一位从年轻时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他的举止好像完全不同于教科书里的描写，更不符合常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理解。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似乎没有其他病人所特有的心有余悸，没有避而不谈的周旋，更没有那种遮遮掩掩的做作；与此相反，他的言语神态里体现出一种让人无可置疑的自主性，渗透着一种令人不敢面对的理智，更流露出一种使人无法推辞的宽容。
回想起我们的第一次对话，我从内心里为自己有幸认识这么一位“特殊的”同事而感到高兴，同时也充满着一种“秘而难宣”的好奇。
3．“君子之交浓如咖啡”
乌尔士是医学博士，主攻脑科学并且在动物脑细胞培养方面造诣很深，有一些独特的技巧。大凡我们所里有人在脑细胞培养方面遇到什么困难，总是会找他帮忙。刚进研究所的时候，我也跟着他学脑细胞培养技术，如何进行小鼠大脑解剖、如何切取大脑内的海马体、如何分离神经细胞、如何配置培养液等等，他都手把手地教我，我跟着他学到了很多。
时间久了，我们也慢慢成为了好朋友。无论在学术上、教课事宜上或者个人的私事，我们都愿意听取对方的见解和评论。每天下班前，我们都不忘到对方的办公室去告个别，才各自回家。
圣诞节前夕，我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一些实验的结果，乌尔士扛着一个沉沉的背包走了进来，然后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用精美的包装纸包好的小礼物交给我：“眼看圣诞节就要来了，与往年一样，我为研究所里的各位同事都准备了一件小礼物。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我有些不好意思：“谢谢你的好意！可我……没有准备什么礼物。”
他笑了起来：“这没关系！对我来说，能为大家准备礼物是我的乐趣。所里的同事都知道，你们不必回送礼物……”
我还是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可是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来而不往非礼也……”
他又笑了起来：“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礼物！我觉得圣诞节不仅仅是一个世俗欢聚的节日，更主要的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日子，让我们回想过去，展望未来。所以我总喜欢在书店里寻找一些有哲理或者有意义的书送给大家。让大家在圣诞节的空闲时间静下心去阅读，仔细思考一下生活的意义。”
那一年，乌尔士送给我的是一本耐人寻味的短篇小说《生命是短暂的》。每年，他都给同事们送一件小礼物，而那些礼物总是引人深思……
因为病情以及药物治疗的需要，乌尔士从来不沾烟酒，所以和他一起聊天总是他喝咖啡，我喝茶。有一次我开玩笑地说：“由此可见，我们俩绝不是酒肉朋友，而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听了我对其意的解释以后，他急忙纠正我：“对不起，你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可是，以我所见，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浓如咖啡‘！”
4．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其他人生活在不同的“坐标系统”
我们在一生中会有很多亲友同事，不管他们得了什么病，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甚至心肌梗塞，我们都会主动去问候他们的健康状况，打听一下自己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虽然我从进研究所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乌尔士得了精神分裂症，可是我从不主动向他打听有关他的健康状况或者治疗情况，不仅仅因为这牵涉到他的隐私，更因为我不知道该问什么或者怎么去问。所以我总是被动地等着他自愿来找我交谈。
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起聊天，他喝着咖啡，我喝着茶。
他突然直接问我：“我们俩都是学医的。如果撇开教科书里的那些知识，你知不知道得了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一下被他问呆了，不知如何回答，只能歉意地向他摇了摇头。
他告诉我：“以前我跟你提起过，我爸爸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过他颇有艺术天分，是一位稍有名气的画家，他的很多作品经常在我们州以及瑞士各地很多艺术馆里展出。很可惜的是，我得到他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却没有遗传他的艺术天分。虽然如此，我从小就习惯了去观看爸爸画画，去欣赏爸爸的作品。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现，爸爸在病情稳定时期和在发病时期对周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此画的画也完全不一样……”
他坚定地说：“这种经历，再加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其他人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坐标系统’。”
我有些迷惑：“我没听错吧？你是说，生活在不同的坐标系统？对不起，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他好像早就预料到我的回答，继续向我解释：“因为你和我都生活在各自的‘坐标系统’，所以我很难向你直接解释自己的感受。因此，我只能设法举一个例子来形象地向你解释……”
他微微想了一会儿，说道：“你能不能想象到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夏天的晌午，到处阳光灿烂，大多数人都在外面游玩嬉戏，欣赏那些洁白如玉的荷花、巍峨高耸的山峦以及湖上绮丽清秀的波涟；有一小部分人在一个电影院里，电影刚结束，里面一片漆黑，他们都焦急地等在电影院的门前，等待着门被打开。当那扇电影院的大门突然被打开时，灿烂的阳光顿时照了进来。在那一瞬间，这一小部分人看到的四周却充满了闪耀的星点，灿烂的色彩和飞翔的幻影……”
他好像故意停顿了一会儿，让我有时间去感受这一瞬间：“此时此刻，那些‘大多数人’和这些‘一小部分人’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拥有同一个环境，而且都在同一个太阳的照耀下，可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全方位的感受却截然不同。那么这里谁对谁错呢？其实这里原本没有对和错，没有‘真相’和‘错觉’可言，所有人看到的都是‘现实’，只不过他们各自看到的都只是自己所在的坐标系统里的‘现实’。”
说到这里，乌尔士的脸色变得有些严肃：“你也知道，我在19岁左右第一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19年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大多数人’的那个坐标系统里，学会了用‘大多数人’的目光和标准来判断这个世界。‘精神分裂症发作’意味着，我被迫去生活在‘一小部分人’的坐标系统里……”
我入神地听着他的叙述，半点都不敢出声。
“以后，不管我一时的感受如何，我总是终生难忘那‘大多数人’的坐标，更重要的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被大家用‘大多数人’的目光和标准来审判。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坐标系统永远是主导的，是唯一正常的；而其他人的都只是病态的‘坐标偏差’，只是病态的‘错觉’而已……”
说到这里，他又停了一会儿，然后急忙解释说：“请你不要误解！我丝毫不想批判‘大多数人’的坐标系统，更不想美化精神分裂症！我只是想借此机会表明，对患者来说，精神分裂症是自己一辈子的伴随者。因此，患者必须在这一辈子里同时接受两个坐标系统，必须同时生活在两者之中，而他们这一辈子所做的一切却只能用一种主导的坐标系统来衡量，所以他们很难成功，所以他们都活得很累……”
他又补充道：“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的药物治疗确实能帮助我们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去成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时，我虽然医科大学毕业了好多年，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这么形象地、直接地、一针见血地向我作过如此的解释。这次对话彻底地改变了我看待精神疾病患者的视角。
5.对不起，乌尔士，我看不见你的爷爷！
每次住院治疗回来上班的第一天，乌尔士都像换了个人似的，兴致勃勃、喜气洋洋。那一天，他总会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不问自答地向我讲诉自己住院期间的一些新经历。可是这一次与往常不同，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心不在焉，时不时地向四周观望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不像以往那么谈笑风生，只是随便地寒暄了几句。
那时我们之间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今天你的情绪好像有些不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听到我的问话他好像刚醒过神来，带着一种尴尬的笑容看着我，勉强地回答：“我，一切安好，没有……”
我心里有些纳闷，他今天的表现和住院以前的症状有些类似，倒不像是住院治疗后的样子。我虽觉得不对劲，但也没有追问。
停顿了一会儿，他吞吞吐吐地回答：“我……昨天……和塞尔玛讨论了一个问题。我们……意见不同，争论了好久，还是无法达到……共识，所以，不欢而散。”
塞尔玛是乌尔士的夫人，一位中学教师。她的祖籍是伊朗，10岁那年，她随父母*治避难来到了瑞士。从那时起，她和乌尔士就一起上学，可以算青梅竹马了。我认识的塞尔玛是一位十分随和、知书达理的女子，平时说话柔声细气。这么些年来，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发火，甚至从未见她提高过嗓门，所以乌尔士说他俩闹矛盾，我觉得必有蹊跷。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乌尔士就带着笑容问我：“平时你和塞尔玛的关系不错，你，能不能帮帮我？”
他的目光里带着恳求，我不好推脱：“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之间……”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乌尔士急忙接话：“实际上，没有什么大事……要不这样行吗？你今天晚上到我们家吃饭，到时我会……向你详细解释。”
从他的语气和举止里我感觉到他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不便在办公室里详谈，急忙回答说：“好的，没问题！”
乌尔士听了后好像很满意：“谢谢你！那我们……今天……晚……”说话时他一直不停地向四周观望，好像还在寻找什么。
突然，他惊慌地看着我左后方，面色刹时惨白，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嘴张得像箱子口那么大，目光里充满着一种被人追杀的恐怖。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表现吓了一跳，毫无准备，有些不知所措。心里琢磨着：他一定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便稍微向左转过身来，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可是，我的眼前除了窗户和窗户外的一片草地，什么都没看见。
“爷爷，您怎么在这里？”乌尔士突然问道。随后，他那稍带一丝沙哑的声调变高了，听上去有点像一个小孩在哭诉哀求：“爷爷！请您别说了！这是我同事的办公室，我求您不要到这里来找我。好的，我知道了！您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一定会谨记在心……”
乌尔士好像在和他爷爷对话，看着他惊恐失措的样子，我一下子也不知如何是好。
乌尔士好像根本没有理会我的存在，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左后方，继续哀求地说：“爷爷！请您别再继续说了！我知道，传宗接代对您来说，十分重要……可是，我已经是大人了，应该有……”
他突然停住了，像被钉在那里。猛然，他好像又发现了我，便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你看！我说话没用，爷爷不听我的……你能不能……帮我劝劝爷爷？算我求你了……”
我依然摸不着头脑，但看着他哀求的眼神，只能尴尬地说：“对不起，乌尔士！我看不见……你的爷爷。”
他好像被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你真的没看见爷爷？你看！他就……站在那里！”
说着，他用右手指指向我左后方，还没说完，突然目瞪口呆：“啊！爷爷，他，怎么……又走了？！”
紧接着是沉默。我能够清晰地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心跳声，还能看到他双手在颤颤发抖。
过了好久，乌尔士才慢慢地缓过神来，他的脸上又慢慢地出现了一丝血色。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解释：“对不起！看来，这又是我讨厌的幻觉！”他好像想继续向我解释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停了下来，“刚才我……爷爷说……对不起！我有些累了。那我们……就……今天晚上见！”
（未完待续……）
张卫奇，医学博士,终身教授，现任德国明斯特大学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年到达前西德首都波恩大学攻读医学，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瑞典皇家卡罗林斯卡学院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与工作。年起任德国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年起被聘任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十几年来，他的团队与德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苏德霍夫多次合作，在自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它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